跑了一个月外卖，我发现困住骑手的不只是算法｜在野之学
Tom，一个社会学学生，想要研究“不正义与恶”，关注现代性背景下的道德与权力问题![]()
从我8月发出了那篇《我做外卖员：田野笔记》之后，曝光量开始以一种令我难以预料的速度增长。许多公众平台、杂志和视频网站找到我征求版权，我的心态是能够有越多的人来阅读和交换意见无疑是一件好事，于是几乎每家媒体我都欣然允诺。文章被转载和视频化以后，当然也收到了大量的评论和反馈。我有时候会去阅读评论区的回复，有些评论让我想要反驳，但更多的评论带给了我极大的触动，以及更多的反思。但是可惜的是，田野笔记发出不久，我的豆瓣号就遭到了封禁，这导致我来不及对对我的批评、关怀和鼓励做出及时的回馈，在这里我依然抱有歉意。但是这也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在“封口”的这段时间里，我有机会来开始对一些评论的思考进行沉淀，并且伴随着我的生活经历的不断增长，从而迸发出更新的体会。因此我想要借这样一个机会来把它们写出来。我摘选出了几条于我而言最典型或者说触动最深的评论，作为我这篇反思的引子。那么我首先要强调的是，我的这篇反思不针对任何这些评论的个人或者它们反映的潜在群体，因此我也不会指出这些评论的出处。我的反思仅针对我自己。我写这篇文的唯一意义也只是分享我的最新的想法，并且这些想法也欢迎任何对它们的批评。一、“不要什么都是阶层，你有什么权利定义外卖员是哪个阶层？”我选择这条评论为我反思的出发点，是因为我认为“阶层”，或者更加广泛意义上的“阶级”是一个非常原初性的社会学思考起点。我的意思是，用“阶层”来思考社会事实，就如同用“性别”来思考社会事实一样，它会颠覆我们所看到的整个世界。因为假如你代入这个范式，你会发现它无处不在。我认为“阶层”客观存在吗？我的答案是坚定不移的“是”。但这首先需要警惕的一点是，我的答案和我的个人成长经历和社会背景深刻相关。我来自一个很小的山城，从“一个口袋里的马铃薯”走向大城市读书，在这所学校里所遇到的那些“震撼”，于我而言无疑就是我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因为我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我和一些人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的根源，或许是我们在经济水平上的差距，但也更多包含于不同阶层所包含的迥异的世界观。我一直以来疑惑的另一个问题是，知识是有“阶级性”的吗？我一直以来都深受《回归故里》里的一段话所影响：“我深知她（母亲）对我的爱，以及我们之间的不平等：她从到晚给我烹制土豆和牛奶，好让我可以坐在阶梯教室里听老师讲柏拉图。”（原文出自安妮·厄尔诺《一个女人》）我的父母耗费了他们的大半辈子来送我进大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他们眼中的“阶级跃迁”。但实现了这一点之后，我却开始逐渐意识到我和他们开始拥有越来越大的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我所学的学科。对于我所在的阶层来说，最合理的知识无疑是如何修补家里的家电和缺漏、如何开车、在哪里能够买到最好的蔬菜，以及那些在他们的理解中一个“高学历”的大学生能被接受的技能。但是艺术、哲学包括人文社科，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属于我这个阶层的知识。当然这可以说是另外一种偏见，但很确定的事实是我的家人们不知道社会学能做什么。我也没有必要告诉例如我的母亲她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父权制的阴影之下。他们的生活世界远没有这么复杂。这就好像他们用尽全身力气为我买了一张泰坦尼克号的三等舱船票，但等我上了船才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二等舱、一等舱和头等舱。但是我也不能告诉他们这些。因为这在否定他们毕生的努力。同时这也不代表我不感谢他们，因为我意识到这件事本身就代表着我的成长。但总的来说，社会学对于我这样的家庭来说是“奢侈的”，我因为自身兴趣想要继续深造的愿望，对于我的父母来说其实又是一种较为沉重的负担——他们在短期内依然看不到在我身上的教育投资的回报。所以，阶层在我看来无疑是存在的。但是对于这个评论的后半句，我也拿不准我的答案。我或许只能描述外卖员群体的相对位置，但我真的有权利定义他们属于什么阶层吗？我在封号期间曾用小号写下一段我当时的思考，我想先把这段文字搬到这里：今天跟一个朋友聊天，讲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起因是我们聊到何伟的《江城》，她说她很反感的一点是，这本书在她看来充斥着白人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那种猎奇和美化，试图构建一个“原始”的世外桃源。好像就说，他们虽然这样，但是他们也很好、很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也是我感触很深的一点，这种“人上人”对于社会底层阶级的幻想和构建，其实广泛存在于大量的著作中，并且很多时候这是一件无意识的事情。因为对于有文化受过教育的人来说（这一点本身就标志着一个阶级性），能够去看、去感受不同阶层的人们的生活，TA似乎就已经超过了大多数同阶层的人了，因此他很容易就止步于此，并且用这个自己构建出来的自己想看的东西来标榜自己，不再进行自我反思。就拿我之前跑外卖来说，你很难不说我自己也是一种“猎奇”。我们关心他们的生命安全、能否维权，能不能和系统对抗。但是其实，大多数外卖员担心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行业，会让他们挣钱更难了。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愚蠢的、安于被剥削的想法。但还有更多的人，连被“剥削”的权利都没有。这令人痛心，也是一种现实。《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那里面我唯一记住的一句话就是，“所谓强者的权力，就是可以对弱者不展开想象力。”还早一些，我因为外卖那篇文章和一个B站up主聊这个话题，他对我说他很困惑现在城市里构建出来的一种神话，似乎乡村、底层都是高密东北乡、马孔多那样的魔幻。我当时没太懂，但是这种事越想越明白、越想越气愤、越想越无力。无力的原因是历史的，也是社会性的。历史的原因是，主流的价值一定是被最有力的所引导和垄断的。而社会的原因是，我们都只愿意待在更高的阶层里。这里面存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选择的可能性。这就和西方人来东方修禅寻找内心平静，城市青年到拉萨洗涤身心疲惫，网民在二舅身上解决精神内耗一个道理。你可以说一个农村小子会认蔬菜、会插秧，不高考去走川藏线，活得比大多数城市人精彩。但是如果这个小子喜欢小提琴、喜欢抽象画呢？任何一个城市人都能够放弃自己的东西去认蔬菜去插秧，只要他有足够的勇气就可以。但是这些小子、这些姑娘们，他们的可能性天生就被一些东西抹杀了。而他们身上有的，那些人上人们明明可以做，但大多数人不会做的事情，就被建构成神话，被玩味、被消遣。那么更无力的事情可能就是，这种被消遣，很有可能是他们唯一被看见的机会。最无力的事情是，你很难说我现在写的一大段东西，并不是另外一种自我满足式的猎奇。我在这段文字里并没有展开解释我认为“历史的”和“社会性”的原因，因为我认为说出来会很复杂。我所说的“主流的价值一定是被最有力的所引导和垄断的”，是说深藏在我们内心里的一些意识形态，事实上是被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的阶层所塑造的。当我们用这套规则来审视社会的较低层和“边缘人群”时，我们天生带着一套被规训过的视角来思考问题。而社会性的原因则一目了然：无论对于社会学者，还是别的调查者来说，我们能够去看，事实上是因为我们不会真的“成为”他们。因而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描述。你也许能说这只是社会学者们的自我安慰，但是我依然相信，通过不断地跨越这些障碍的交流和体会，我们不说真正“理解”，但是至少可以做到“共情”。而有了这种能力，在社会范围内取得共识或者说妥协，就是一个不那么遥远的事情。所以我也许并没有权利来定义外卖员、以及千千万万和我不同的劳动者们属于什么阶层。但是我或许能做的一点依然像我笔记里的结尾一样，“不要忘记还有这样一群人在这样活着”，以及更进一步：我们都还可以活得更好。顺着上面的逻辑，我就会面临这样的评论。事实上，这样的评论的确尖锐，但是无疑也带给我最深的触动。就像我前面那段引文里所写的一样，我在看到一个同为外卖员的回复之后心中百感交集：“外卖员最大的痛苦是，单子太少了，而且送外卖的人越来越多，分到每个人的单子越来越少，这才是所有底层劳动者内心最大的痛苦与悲哀。”我们这里不得不回答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社会调查者究竟能看到什么呢？我们在课堂上无数次受到过老师的提醒：当你表明自己的调查者的身份时，你收到的回答天然会有隐瞒和偏差。但我要追问的是，即使是我亲身进入这个行业，我所体会到的东西是完全真实的吗？我想引一段我写给杂志的另外一篇文章里的一小段原文（在杂志里有被删减）：我意识到这份工作是多么的困难——对于那些真正以这个为生的骑手来说，他们要花费多少心血来让自己适应这份工作并且成熟，要多少次从摔车、差评和扣钱的沮丧中走出，要多少次锤炼自己来从无尽的重复之中找到新的热情和力量。而我只是一个尝试者，我即使结束它，我也不需要为了下一顿饭能不能吃得上发愁。我没有孩子的学费、房贷、年老父母的医药费逼迫着自己在烈日下或者暴雨时多跑一单，再多跑一单。把送外卖作为工作和以送外卖为生，这其中有着天壤之别。
也许文中的“把送外卖作为工作”并不准确，更准确的描述或许是“把送外卖作为一段经历”。我去做这些工作，也许能够最直观地感受到的只有那些浮于表象的东西：比如外卖员的生活状态、他们所处的社会结构以及互相的交流方式，然后用一套主流的（或者说是更高的）视角来思考：他们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他们能够更好。但或许更深层的东西是我们看不到的。他们知道自己受到了剥削吗？当然知道。可就像我的母亲一样，他们的生活世界也远没有那么复杂。他们只关心如何能挣到更多的钱，以及在现状下获得更好的生活。这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了。事实上，他们应该最讨厌的就是我这样的“菜鸟”体验者，因为我在不停地从他们手中夺走一个又一个订单，而我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他们那样急需这些钱。那么，我作为一个社会调查者，我就需要扪心自问：我所做的研究，能给他们带来足够的回报吗？能够切实的让他们体会到好处，即使这个好处仅仅是让他们看见自己的处境被严肃且仔细描述出来的一种欣慰？如果我做不到这一点，我是不是仅仅把他们当作一个“他者”或者说“手段”，来为我的论文添上一段访谈记录？这对他们公平吗？我想这样的问题是沉重的。但是带着它们或许我才能不让自己远离真实的人和世界。不过我想也要避免滑向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把自己当作“救世主”去看待别的人群。这可能是明确自己研究者身份的一个好处：找到边界感，只做诚恳的记录。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人等着去被“拯救”。我想要回答的最后一类问题可能只是为了表达我个人的反对意见。类似于这节标题的评论还有“很多观点没法沟通，典型的我弱我有理。不要把交通违法视作理所当然。” “劳动力就是劳动力，何来廉价？”我最想指出的一点是，“苦”、“廉价”和“理所当然”本身，就代表着价值判断。但我想要表达的初衷里，是不包含价值判断的（但是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天然的具有我作为叙述者的价值），我只是想表达它们正在发生。It’s just happening. 为了赚取更多收入，外卖员注定要牺牲安全来作为代价。这并不是为了博得同情，而只是一个事实：当外卖员将油门拧到底，或者闯一个红灯时，他很明白自己会付出什么。
我们并不是说外卖员去牺牲自己的安全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的确用了“注定”这个词。这个词似乎包含了一些主观因素在里面——因为我们带着些固执严格追究的话，除了死亡以外并没有什么事情是真正注定的。外卖员们选择了这种类似于俄罗斯轮盘赌的博弈，它对于其他人来说——例如他们的家人、在马路上正常行驶的人来说的确是不公平的，但我的本意并不是想要做出判断。我只是想描述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他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我从我的角度出发，能够深刻理解他们的选择，但是我确实没有权利将我的理解强加于读者的身上。但我们至少有一个共通的目标：让这件事变得不再那么“注定”。“廉价”也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我使用这个词的本意也仅仅是为了更好的描述他们所面对的现实。这个现实是指他们所付出的劳动和他们在单位时间内获得的回报之比在我看来远小于其他的一些职业。当然，他们也比很多职业要高，因为他们是赖特笔下拥有一定技术的生产者（灵活使用手机、懂得交通规则以及较高的空间规划能力）。同样的，“苦”这件事实际存在吗？它被外卖员们意识到吗？当然是的，不然我的队长也不会在最后劝我好好读书。但是我并不想描述他们的“苦”。我只是克制地写出来他们最常规、最普通的生活，如果这种生活被觉得苦了，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正是主流的价值观下被认为是苦的一种生活。我也无意像描述“二舅”那样去描述他们应对这些“苦”的时候的乐观或是智慧，他们——包括我们，因为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苦”——没有心情和力气去专注于搞这些东西。我们都只是想让我们活得更加舒服罢了。以及关于进厂，我曾经有过这样的计划但一直没有勇气实现的原因正是因为：在我看来（似乎也符合大多数曾经进厂的外卖员们的经验之谈），进厂比起做外卖员更“苦”。说到这里，这也是我对那篇田野笔记能够受到如此多关注而感到受宠若惊的原因之一。因为在我看来我只是单纯地描述了我的所听所见，但却能够激起这么多回应，最后也给我带来了更深的思考，我想这可能就是做一份研究里最为幸福的一件事吧。这时候我就会想起柴静的那句“真实自有万钧之力。”我的田野笔记里还有大量事实性的缺漏和错误被诚恳的指出。我非常感谢这些批评。例如我的笔记事实上只是描述了“专送”这一种形式的外卖从业模式，还有“众包”以及其它公司的运营模式并没有被我提及。其次还有“主流视野错过的不只是外卖一个行业”这样的批评，我也真诚地希望来自不同领域的交流能够更加频繁地发生。因为那篇文章，我和许多外卖员朋友建立起了友谊。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和支持对于写下那篇文章的我来说是最重要的鼓励。但在我现在的想法看来，我短期内不会再有继续发展这个主题的意愿了。我会让它继续积累，直到某一天与另外的领域发生化学反应。在最后，我想以我另一段在封号期间写下的文字与大家共勉：现在我又逐渐意识到，之前我之所以认为社会学（或者也包括哲学、政治学这些联系最为紧密的学科）的内核是“空的”——因为它不存在绝对真理，而可以被认为是不同学派吵架的过程——是因为我还是在期待它是一门给出“答案”或者“选择”的学科。我还是认为它是在探寻不同的真（truth）。但我现在认为，它事实上应该被认为是一种态度或者状态。它代表着永远不停地批判性思考（这里的批判是康德意义上的，是对独断论和怀疑论两者的远离），并且对这个思考进行再思考。一旦我们满足于某个层面的答案而停下了我们思考的脚步，那么我们就远离了真正的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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