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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蛋时刻】

彩蛋（一）斯诺眼中的毛泽东

美国作家和记者埃德加·斯诺(1905—1972)，1928年首次到中国上海，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后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特约通讯员。1930年后到中国东三省、内蒙古和西南各省。1933年至1934年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新闻系教授，并学习汉语。

（斯诺头戴红军帽在陕北采访）

1936年6月，他从北平出发，经西安赴陕甘宁边区，是第一个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记的西方记者。7月8日在安塞百家坪遇见周恩来。经周恩来安排，于11日抵延安会见毛泽东。

斯诺记录了毛泽东给他留下的印象：“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他觉得在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在“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斯诺形容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

（1936年 毛泽东与斯诺在陕北合影）

在延安的采访活动中，斯诺知道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

（1936年 斯诺拍摄的毛泽东头戴红军帽的照片）

16日夜，斯诺就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等问题同毛泽东进行长谈。后来许多夜晚，毛泽东回答了关于他个人生活经历和中国红军的历史。10月中旬，斯诺离开保安经西安返回北平。

（1937年 毛泽东『右三』与斯诺夫人海伦·斯诺『左一』等外国友人在延安合影）

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发行。1938年2月中译本改名《西行漫记》，在上海用复社名义出版。此后，1939年、1960年6月、1965年初、1970年10月，斯诺多次来华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1970年12月18日，斯诺和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也是最后一次的谈话。

（1970年10月1日 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和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   

1972年2月15日，埃德加·斯诺在日内瓦逝世，弥留之际说“我热爱中国”。

（位于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埃德加·斯诺墓）

彩蛋（二）林迈可和他镜头里的中国

（林迈可 李效黎夫妇在延安）

（林迈可任电台顾问）

（1939年 朱德和林迈可）

（1939年 吕正操欢迎林迈可）

（白求恩与林迈可）

（1938年 八路军穿过村庄）

（1939年 朱德参加八路军会议）

（1938年 边区印币工厂）

（1939年 儿童团长）

（林迈可夫人 李效黎与村民）

彩蛋（三）忘记自己国籍的心理学教授——夏仁德

（1980年侯仁之夫妇看望夏仁德夫妇）

夏仁德1898年8月24日出生于美国费城，他的父母是虔诚基督徒，从他小时就注意他的宗教教育，引导他献身于促进世界的福利。他1919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2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他在中学、大学时，参加青年会及夏令营，作辅导青年的工作，总是作得非常精彩、有成绩，很得当局的赞赏。

1923年8月来中国，开始在燕京大学心理学系教书，每年有大量学生学这门课。在中国，他结识了在燕大宗教学系教书的路易斯·埃伯特，他们于1925年10月结婚。

在1935年北平爆发的“一二·九运动”中，他支持学生抗日救亡的正义行动，并保护学生。1941年美国珍珠港事件发生，为了保护学生，他没有能逃走，而被日本囚禁。1942年夏天，他被转到北京东交民巷。1943年3月他被关进山东潍县集中营。直到9月美国和日本交换囚犯，他被送回美国。

1945年夏天他得到许可又回到在成都的燕大。1946年经西安、上海回到海淀燕园，任燕大教育系主任。继而他夫人及儿子们又回到燕园，共同生活在一起。1948年国民党通缉学生，他和学校当局帮助学生逃出网罗。1949年10月12日，他全家和北京民众一起上街游行，庆贺共产党的胜利。1950年夏仁德返美，1963年退休，1973年4月，夏仁德夫妇被请回中国作客，周恩来总理在中山公园欢迎他们。

1981年7月4日，夏仁德在病重之际，口述一封给燕大校友的信，末尾一句话是：“我深深地景仰中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所进行的斗争和你们在其中的贡献。”7月11日，夏仁德辞世，享年83岁。

燕大校友把他的名字刻在未名湖与临湖轩之间的山石上，以示缅怀和景仰。

（燕园刻有赖朴吾和夏仁德名字的纪念石）

彩蛋（四）长眠于燕园的数学教授——赖朴吾

（赖朴吾）

1932年6月，赖朴吾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8月乘船来到上海，在教会学校麦伦书院任教4年，1936年，他受聘任燕京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人如其名。初到燕京大学，赖朴吾以副教授身份，本可住燕南园、燕东园、朗润园等教授宿舍，但他坚持和学生一样住普通房间，他生活节俭，冬天穿中式棉袍，但是帮助学生却非常慷慨，和很多学生成了知心朋友。

赖朴吾同情中国革命。早在上海，就与新西兰人艾黎结为好友。后艾黎等人发起组织工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工合”）运动，倡导建立各种工业生产合作社，组织日本侵华战争阴影下的失业工人和难民开展生产自救，支援抗日前线。

1939年，他徒步1500多公里越过日伪军封锁线，前往四川。途中，他访问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受到朱德、彭德怀、萧克等八路军将领的接见。随后，他与在陕西的艾黎会合，一起经西安到达成都。

在成都，赖朴吾首先以第三方的“工合”视察员身份，不辞辛劳地跑遍大后方，用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以及精确的统计数据，公正、客观地向世界反映了中国抗日斗争的真实情况，为中国得到国际社会的大量捐赠起到了积极作用。粗略统计，美国、英国以及港澳、菲律宾、印尼、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的捐款共约500万美元，汇入“工合”账户，艾黎将其中大部分辗转送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香港沦陷之前，“工合”国际委员会迁至成都。赖朴吾任“工合”国际委员，负责“工合”的财会工作，参与制定组社的章程制度、训练办社人员等。正是有赖朴吾这样的国别各异、信仰不同的精英们汇聚到“工合”旗帜下，奔走呼号，使得“工合”组织蓬勃发展起来，到1940年10月，工业合作社从游击区、敌后根据地延伸到大后方，16个省共发展到2300多个，30多萬人直接依靠这个组织求生计，生产的物资也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线。

1942年，被日本人封校的燕京大学迁到成都，赖朴吾任教成都燕大数学系，兼理学院代理院长，直至抗战胜利后随燕大回迁北平。

1946年，赖朴吾带家人回英国，到剑桥大学读博士学位。1948年10月，他再回北平燕大数学系任教。1949年10月1日，他和燕大师生一起，到天安门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

1982年，赖朴吾夫妇与雷洁琼（中），赵占元、胡梦玉夫妇（左二、左一），侯仁之、张玮瑛夫妇（右一、右二）合影

赖朴吾夫妇准备在中国定居。可当时中国实行“一边倒”政策，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成了另类，且燕京大学被撤销，文科、理科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校舍由北大接收。1952年，赖朴吾携全家回英国。他在剑桥大学致力于教学科研工作直到1976年退休，夫妇俩合写了《经历中国革命》等书，用极大的努力促进西方对中国的了解。

1984年4月，赖朴吾夫妇选择在他们订婚纪念日再度来华访问讲学，回到燕园和老友在临湖轩畅谈，拜访了病中的老友艾黎。11日，就在与萧克将军见面的前两天，赖朴吾突发心肌梗塞，逝于北京，享年74岁。

30多位燕大校友遵循他“把骨灰撒在未名湖边的一个小小的花坛里”的遗愿，将其骨灰安葬在燕园未名湖畔。萧克将军发唁函称“赖朴吾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彩蛋（五）燕京大学的国际化

（司徒雷登与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

作为教会大学，燕京教育，自有其独特性。西方教会的办学背景使之在国际化上具有天然的优势，燕京大学尤其如此，燕大在早期以及后来发展时期的教职员聘任上，除了中美人士以外，司徒雷登还格外注意英、法、德、丹、意、日等国籍的人才。

（燕京大学基督教活动中的外籍教师）

（燕京大学女生宿舍门前的中外学生）

而且，燕大在聘任教师时，并不把个人的种族、国籍、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当做衡量标准，而是把学识放在首位。比如燕大的新闻系和社会学系，都是在西方人的主导下成立的。1922年，燕大首度计划把新闻系列入学科建设的日程上，据当年燕大档案记载：“2月，请贝思（C.D.Bess）来新闻系教学三年。”贝思是当时美国合众社驻北平记者，但当年计划落了空，贝思没有请来。于是司徒雷登与美国密苏里大学联系，那里有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向燕大提出聘用聂士芬（Vemon Nash），去协助燕大创办新闻系。1924年的秋天，聂世芬携全家来到了北京，与燕大另一位美籍教授白瑞登（R.S.Britton）一起筹建燕大新闻系。在聂世芬的推动下，燕京大学联合密苏里大学，成立了密苏里—燕京新闻学院。作为亚洲“第一所完全的新闻系”，它所提供的毕业生成为中国当时新闻界的重要力量，抗战时期，驻世界各大城市的记者如任玲逊、汤德臣、卢祺新、徐兆镛、沈剑虹等等，几乎是清一色的燕京人。

（林迈可）

燕大社会学系则是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驻华同学会步济时（J.S.Burgese）、埃德敷（D.W.Edwards）倡议发起。在步济时的主持之下，燕大社会学系，“成为美国深入中国社会的一个新基地”，同时也很快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和教学这一领域内的佼佼者。后来由吴文藻先生在社会学系主导的导师制，则请到了牛津大学副校长林赛博士（A.D.Lindsay）的儿子林迈可（Micheal Lindsay）出任导师。 

燕园里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教师，也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据1938年12日《燕京新闻》记载,外国留学生人数为40人，这些学生分别来自美国、德国、苏联、丹麦等等。

（燕京大学的英语教师和学生）

燕京大学的国际化不是单纯的将西方模式照搬，简单复制。燕大的国际化是有更为宽阔的视野，正如一位教会人士在1939年给司徒雷登信中写到的那样：“我不知道地球上是否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会有如此多类型的人们如此欢乐地生活在一起……我如此热爱燕京。”

在司徒雷登看来，传教士、教会和教会学校不应该单纯地教授人们信仰宗教、背诵教义、遵守教规，而是应该教会人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在教义的指导下解决复杂的人生及社会生活的精神力量和精神支柱。在燕京大学的办学过程中，司徒雷登实践了他的理念，在之后的许多年，“燕大一家”的观念几乎深深根植于所有燕京人的生命里。 

“可爱的社区”，这是包贵思女士称呼燕京的说法。之后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中国人还是西方人，男人还是女人，都重复使用这一称呼。

如此多的国家的人们在燕京这个“可爱的社区”汇合碰撞，和而不同，践行的正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价值，也正是在这一价值谱系的光照之下，燕京大学在其存在的三十三年里一直践行着“人”的教育，这种教育，不是让人成为机器，而是使之成为“人”。

【大紧语录】

1、斯诺身份特殊，他是美国人，同时又是记者，所以收藏了大量的国民党方面的“禁书”，是禁止的“禁”，也是进步的书籍，给学生看。还经常在家里跟学生讲那些被国民党封锁的国内外消息，大家都说斯诺家是能呼吸点新鲜空气的窗口。

2、斯诺说我给你拍张照片吧，毛泽东欣然同意，但是那时毛泽东头发很长，斯诺就把自己头上这顶缀着五角星的红军军帽戴到了毛主席头上，然后拍了这张著名的照片。

3、斯诺为了护送邓颖超去天津，日本人查车时就说，我是美国记者，这是我们家保姆，最后把邓颖超托付给朋友爱泼斯坦——另一位热爱中国的美国记者。斯诺说：“我们家就快成地下工作总部了，我肯定不再是一个中立者了。”

4、林迈可和白求恩同船来到中国，还成为好友，白求恩在前线抢救伤员的珍贵照片都是林迈可拍的，当时林迈可塞给了白求恩18美元，约他去北平休养，白求恩本来都答应了，但是这一分别就终成永诀。白求恩遗嘱中说，用林迈可给的那18美元当成邮费，把我的这箱东西寄回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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